佛教，越科学的宗教（图片来源：资料图）

“佛教具有人们所期望的未来宇宙宗教的特色：它超越个人化的神，无需教条主义和神学，它涵盖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而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将所有的自然和精神世界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所获得的那种宗教意识之上。”

——西方现代物理学之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看待佛教有很多方法，不同文化的人民有不同的观点，而我尤其认为我们该比较一下西方或现代的观点与传统观点的区别。这种观点的研究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如果我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是如何看待某一事物的话，我们就会开始看到自己片面观点的局限性。

在西方，佛教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认同。西方社会有许多地位显赫的人要么是佛教徒，要么是佛教的赞同者。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写的自传中，他谈到，他不是一名宗教徒，但如果他是的话，他愿成为一名佛教徒。这让人吃惊，而且毫无心理准备，不曾想现代科学之父竟会做出这样的评论。

然而，如果我们看看当代的西方社会，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是佛教徒，那里又有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也是佛教徒。待会儿我们将探讨西方对佛教感兴趣的原因。但在此之前，我想先比较一下西方与这里的情况的差异。

在欧洲，总的来说，对于佛教的看法是：佛教是非常先进、非常理性和非常复杂的。所以，当我来到新加坡，发现这里的许多人认为佛教是过时的、非理性和与封建迷信过从甚密的宗教时，着实使我大吃一惊。这种态度是阻挠人们了解佛教的两种态度之一。另一种态度，则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认为佛教太深奥、太抽象，以至于从来就没人理解过它。

这就是我所说的“看法”这个词的意思。因为以西方人的观点看，佛教是一种形象，而以传统的观点看，佛教又是另一种形象。在真正能够了解佛陀的教法之前，人们必须改变心目中预先抱有的“消极佛教”的形象，之后才谈得上形成一种关于佛教的实事求是的观点。

西方人欣赏佛教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不为文化所限制，不为任何特定社会、种族或民族所限制。某些宗教是受文化限制的，比如说犹太教，佛教则不然。所以历史上我们有印度佛教徒、泰国佛教徒、中国佛教徒、斯里兰卡佛教徒、缅甸佛教徒等，而将来会有英国佛教徒、美国佛教徒、法国佛教徒等等。因为佛教不囿于文化。它可以很容易地从一种文化流向另一种文化。其原因是佛教的重点在于内心的修持，而不是表面的实践。它的重点，是在你发展自己精神的方式方法上，而不是在于你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食物，或留什么发型。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关于佛教的“实用主义”或者说“实际性”，和关于佛教“正视问题”而不搞形而上学的这个事实，以及佛教识别具体问题并用具体方法解决问题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佛教又与西方功利主义的思想相契合，即：如果某个东西实用，那就用它。这是西方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的重要部分。

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在《箭喻经》（Culamalunkya）里表达得很清楚，经中佛陀用了一个受箭伤者的譬喻。这位受了箭伤的人，不是先让人替他把箭拔出来，而是想先四处打听清楚是谁放的箭，箭是从什么方向射来的，箭头是骨制的还是铁制的，箭杆又是用哪种木头做的。这个人被用来比喻那些想知道宇宙的本源、世界是否是永恒的、是有限还是无限的人们，在不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们是决不会去实践一种宗教的。可惜，这些人在得到他们提出的所有这些不恰当的问题的答案之前，只会像那位中箭者一样白白死去。

这一点展示了我们所说的佛陀“实际的态度”。它对问题的优先权和如何处理问题论述颇多。如果我们老问些错误的问题，那我们在开发自身的智慧上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展的。因为这完全是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位的任务是解决“苦”的问题。

正因为佛陀认识到这一点，才说我们用不着去猜测世界是否是永恒的——我们胸口上所中的，恰好就是这只箭！这一点，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停地在根据优先权做出选择。

譬如说，我们在炉子上煮豆子时决定同时打扫房子的卫生，而当我们打扫卫生时闻到豆子烧糊了，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是继续打扫房间，还是把炉子上的火关掉以保全豆子呢？同样，如果我们想得到智慧，就必须认清事物的轻重缓急。这一点，在上面受箭伤者的寓言中已经讲述得很清楚了。

我要谈的第三点，涉及佛陀所教诲的通过实践来验证的重要性。在《羁舍子经》（Kesaputta，与汉文大藏经中的《伽蓝经》相近，但有所不同）中佛陀对迦摩罗人的建议阐明了这一点。迦摩罗人的情况和我们今天暴露在众多的教法之下的情况很相似。他们找到佛陀后询问道：世间有如此多的老师，他们个个都宣称自己的教理是真实的，而怎样才能够知道到底谁说的是事实呢？佛告诉他们：不要仅仅由于某种权威而接受任何事物；不要因为这种东西碰巧被记载下来而去接受它；不要仅仅因为对老师的尊重而去接受任何事；不要因为道听途说或某事听起来有道理而接受任何事；而是要去验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检验所听到的事情。当自己知道某事是有害时就摒弃它。而当知道某事是有益，可以使人幸福和平静时就去做这件事。佛陀建议，一个人得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去验证所听到的事。

在佛给迦摩罗人的建议中，我认为，佛是在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脑子作为一个“试管”。我们自己也可以领会到，当心中有贪嗔时，它们会让我们受罪、痛苦和不得安宁，而当贪嗔从脑子里消失时，会使人感到幸福和安宁。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简单实验。这一点很重要，佛陀的教诲，目的就是要见效。所以只要我们能在生活中进行这种实验，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意识到佛陀教法的真实性并用自己的经历去验证它，我们就会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真正能够说，在开悟的道路上，我们有了进步。

我们可以看到，佛陀的方法和科学上处理知识问题的方法是惊人地相似。佛强调客观观察的重要性。观察，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佛陀获取知见的钥匙。正是用“观”，才得出了四圣谛之第一谛——“苦”。而在佛陀之路的最后阶段也是“观”实现了“苦”的完全终结。所以，在佛陀之路的开始、中间和结束，“观”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同客观观察在科学传统中的作用是相似的。

科学传统教我们在观察一个问题时，必须形成带一个特定假设的总体理论。在四圣谛的教法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在这里，总体理论是“万事皆有其因”，而特定的假设是“苦的起因是由于‘贪’和‘无明’”。而这个事实是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证实的。

在四圣谛中，这种实验的方法就叫做“道”。通过“道”，可以证实第二谛“集”和第三谛“灭”，因为通过修道，一个人可以戒除贪和无明。而通过戒除贪和无明，一个人即可消除痛苦。正如在科学上一样，这个实验是可以重复的，因为不仅佛由此脱离了众苦，而且所有遵循佛道的人都脱离了众苦。所以，如果我们近观佛陀获取知识的方法，我们不难发现，佛的方法和科学方法是非常相似的，这一点也引起了西方的极大兴趣。

现在我们能够明白爱因斯坦为什么会作出那样的评论了。往下我们会更清楚为什么爱因斯坦的话不会像刚开始那样让我们吃惊了。因为我将谈谈佛教的分析方式。

如果我们看看佛教获取经验的方法就会发现，其分析法运作得清楚明了。佛教的“经验”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客观的，一是主观的。换言之，即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观察者本身。佛教以其在哲学和心理学上的分析方式而著称。这里的意思是指佛陀将经验分为几个组成部分，最基本的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此五蕴又可依次分为十八界，再进一步，分为七十二品。这种方法就是拆分法。我们并不满足于对经验只有模糊的概念，而是去分析它、探索它，把它像我们将马车拆为轮子、车轴一样拆分开来。这样做是为了了解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例如，我们看见一朵花，听见一段音乐，或遇到一位朋友，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合成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析法。

而此法在现代科学和哲学中来说是一点也不陌生的。我们发现在科学中运用了大量的分析法。在哲学中，此种分析法的传统运用大师可能要算伯特兰·罗素了。有些研究成功地比较了罗素哲学和佛教的阿毗达磨（译为“对法”或“论”）。

所以，在西方科学和哲学中，我们发现了与佛法分析法极其相近的特点，这一并不陌生的特性也将大量的西方思想家和学术界人士吸引到佛教上来。在心理学上，佛法以诸如对感情、意念、习惯等的分析，让心理学家们也倍感兴趣。他们现在正转向佛教以求获得对他们自己的学科有更高层次的见解。

人们对于佛教，以及对于各项科学与佛陀教法的密切关系，还有对现代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趋势的兴趣，在最新实验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的启发下，达到了顶点。

在量子物理学中，我们发现，佛陀不仅预见了科学上的观察、实验分析的研究方法，而且还具体地暗示了量子力学最近研究才发现的关于人和宇宙实质的一些结论。譬如，意识的重要性。不久前，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评论说，宇宙的确就像一个伟大的意识。《法句经》中说“心为法本”。意识是所有精神状态的缔造者，物质和能量是相对的，意识和物质并无什么截然的划分。所有这些暗示都正不断地被科学的最新发展结果所揭示。

所以，现在西方发生的情况是，学术界、心理学家、科学家们都从佛教中发现了与现代西方科学思想的基本信条相协调的传统。除此之外，他们还发觉，佛教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他们发现，虽然科学方法和科学发现极其类似佛教的方法和发现，但他们在科学上还找不到途径或方法去成就内心世界的转变。他们有建造更好的城市和高速公路的方法，却没有任何制度能使他们“建造”更好的人民。

所以西方人正转向佛教，把它作为一种与西方科学传统的各方面都极其相似，而又超越西方物质主义和科学传统局限性的古老的宗教来传承。（彼得·德拉·桑蒂那博士）